如果人可以活到八十岁的话，那么我差不多走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。也应该有足够的资本回过头来，看看自己的轨迹，看看人生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在我的家族里面，我的爷爷奶奶有六个子女，三男三女。我的大姑妈在我还没能认清她的轮廓前就走了，我的爸爸排倒数第二，在男丁里也是排倒数第二。而我的公公婆婆有四个女儿，一个男孩。那个男孩也就是我的舅舅是最小的，我的妈妈是大姐大。还要理清一些关系，我的爷爷奶奶的老家是在三水的一个小镇里的一个农村，叫涡边。因为家里穷，我爸就跑到清远那边的山区读师范，那时读师范是免费的，好像叫连州师范吧，还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妈妈。大概在那里结了婚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住进了阳山，那时记得公公婆婆都在阳山住的，在我出生之后，就发生了一点变化了。因为我大伯生了一个女儿，那时要计划生育，爷爷就把希望寄托到我爸和三叔（后来生了一个女儿，但是却现在还留在阳山，据说不是没有把三叔调回三水，而是他不愿意去，那时他选择了阳山市，不选择南边镇，这是后话）身上了，知道生了我这个男丁后，就立刻叫我奶奶上阳山去照顾我。真感动！那个时候我大伯，三姑都已经调配到三水了，我的爷爷就说：无论如何都要把他调回来三水，怎么能够让我的孙子做山仔呢！然后我大伯他们就在三水搞关系，要三水这边收留。而我的公公婆婆就在阳山搞关系，要阳山这边放人。而我就好像折腾了一年多才调回三水。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唯一清楚记得的一个画面：就是我经常走上楼梯去公公婆婆家要冲奶粉吃，本来一天只和一次的，但是我喝了之后又说没有喝来骗奶喝。后来才知道我公公婆婆是在阳山当校长的，我爸还经常说我一个月的奶粉钱都可以吃完他的工资了。
我来到南边的时候，我爸就在南边中学教书，而我妈就在南边小学教书，开始的时候我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，那时还小，有记忆的片断不多，依稀记得经常跟在我奶奶的身边，跟她一起去吃早餐，吃饺子，吃完自己的还问奶奶要；跟她一起去门口看一部部的车开过；跟她一起去学校的小卖部聊天，那个阿姨给糖我吃奶奶没说要我还不敢要呢！还有跟妈妈一起的时候，他去幼儿园用单车接我放学，竟然夹了我的脚，我还记得很疼！还有在南边中学的时候，我拉着她去买糖吃，要经过一个斜坡的我竟然拉倒了我的妈妈，还流血呢。其他的都没有什么记忆了！
后来因为要上小学的缘故，我们全家一起搬到了南边小学住，还有爷爷奶奶。但是可能我渐渐长大了，那些宿舍都是两个房间的，爷爷奶奶就在南边镇上买了屋子住下来了，据说是那时候是几个兄弟姐妹每个出一点钱买下来的，好像也要六七万吧，感觉在南边小学生活得挺郁闷的，感觉就像被人禁锢在南边小学里，因为其他同学都是在镇上住的，回家会列队走回去，而我回家就不需要出学校门口，记得有一次我没有带一本小册子，老师堂上要用，我就说没带，而且和同桌吹呼我已经做完了，但老师说你家这么近，你回去拿吧。听到之后，狂晕，立刻跑回家，在家做了一会儿，又跑回去。结果不需要解释，狂汗。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吧，有一个同学搞生日聚会，去森林公园烧烤，当时和他都挺好的，经常问他借机碟玩。而且他请了班上的大部分人，我还是老师的儿子，总要给回几分薄面吧，所以他邀请了我，但又一次有个家境不是很好的同学问他可不可以去他的聚会时，他竟然拒绝了，唉，当时我就想：出生的时候可能命运就注定了。只是当时不好意思劝他，毕竟他是主人，可能是对事对人的态度不同，后来的交往渐渐少了。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和麦荣州打架，不记得为了什么原因，但记得手背被划了几个伤口，现在还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再没有打过架了。记得唐启文打架的时候把廖俊静得脸划了一条3cm左右的疤痕，后来即使和好了，但疤痕还在，无谓。在小学的时候，认识了几个教师子弟何燕，何明。但是认识更多的混混，所以我小学根本都不是读书的，玩纸牌，玩四驱，玩波珠。还记得有一次赢了某人的所有波珠后又送还给他，都不知是什么原因了。还有经常欺负我的女同桌，好像扔他的作业本，把她弄哭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了。其实觉得她挺美的，而且成绩又好，可能因为我是老师的儿子，老师才这样照顾我，让她做我的同桌。记得在一个50人左右的班里，我的学号是37的，但在上了四年级以后，我妈威胁我要留级，我就觉得要惨了，但是我的学号就不断攀升，31，17，4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数学学得比较好，优势突现了，可能我真的努力了，但我更愿，一个心地善良意相信我认识了他：程裕鹏的人，虽然学习一般，但跟她做朋友，绝对可以令人向好的方面改变。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，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吧，南边镇起了一个教师村，我终于都离开了学校宿舍，有一个三房两厅的家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和他形影不离，我去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家，而我父母都很放心，因为知道他很纯品，我相信是他另我改变的，也使我明白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道理，其实要好的小学还有一个叫麦剑镝的人。但是上了初中之后，按成绩分了班，好像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并不是我不愿意交往，却好像共同语言少了很多，有一种无奈的感觉。但我不会忘记他帮我一起油过防盗网，永远都不会。在五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数学成绩凸显，参加了数棋的比赛，记得那时的两个好朋友：陆宏杰，唐启文（后来去了佛山一中，就再没有怎么联系了），有个插曲，每天练完数棋后，陆某总会听我们两个吃冰棒的，但有一次，唐某说要请翻陆某吃，我当时又没钱（那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），很困窘的看着他们吃，那时想，钱不是万能，但钱有时候可以做友情的润滑剂。在一起练习了很久后，去了佛山的一个小学参加比赛，一等奖的前六名可以去内蒙古比赛，我记得开始的时候过关斩将，1vs1时连赢晋级，连在旁边看得老师都夸我有希望，那时唐启文还要参加附加赛才晋级。怎知道在晋级一等奖的时候，1vs1vs1,而三进二，但无奈，我的两个对手都是来自佛山的同一个中学的（不知道市二小还是四小），他们摆明就联手对付我，2个回合算总积分，第一个回合就惨败了，因为从言语中觉得他们压根儿就是轻视我，气急败坏了，根本没心情玩，很想跟裁判投诉他们额头根本就是写着作弊两个字，有种就来1Vs1。后来那一盘就是不让他们看低，但是只赢回了几分，无补于事，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赢了的两个人在奸笑。就顿时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原来南边小学来这里只是做其他学校的陪衬而已，后来又知道唐启文虽然赢了，但之前的积分太低了，没办法晋级。我们宣告全军覆没，我想我可是一路高唱凯歌的，要不是碰到那两个人……还记得五年级的运动会，全班人一起跑800米，跑到准备到终点时被一群女生截断了，原来跑得太慢就不让跑了，真的气死了，被我妈笑死了。还有在五年级，我的爷爷就离开了我，我还记得之前的一个礼拜，奶奶打电话过来说爷爷晕倒了，叫我爸爸开摩托过来送他去医院。但当时爸爸去了打篮球，我就跑去了篮球场去找爸爸，当我们去到爷爷家时，奶奶已经叫楼下小卖部的叔叔送爷爷去了医院。我都以为没什么大碍了。但就在某个上午，我妈妈来到教师找我，说带我去西南，在车上我才知道爷爷已经走了。我没有见他的最后一面，这大概是他一生的遗憾吧！来到医院，我跟着我三姑（在医院做护士）见了爷爷的最后一面，握了一下爷爷的手就离开了。我估计爷爷一定有话要跟我说，但那时我不在他身边。在葬礼的那天，我看到爷爷的遗体，家姐趴在上面哭了，而我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！不知是不是当时还不懂得离别的感觉。而在守灵的那几天，我只坚持到三点钟左右就睡着了，但在那时三点钟可能就是我的极限了，我记得自己尽力想不入睡，但没有用！可能使我对爷爷的爱还不够深吧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每次到爷爷家，我都会问他拿钱买糖吃，5角或1块，当他打麻将赢了钱后，可能有更多！！可能那时的我认为我只是没有了那么的5角或1块的钱而已。我对爷爷的记忆都是从奶奶口中知道的，后来才知道是爷爷要大伯调我回三水的；才知道爷爷经常叮嘱奶奶要她叫我父母教育好我；才知道每逢过年过节，为什么全部的亲戚都劳师动众回到南边呢？因为爷爷想看着我长大，不愿到西南去住（后来我到西南读书的时候，才在西南过年，后话）；才知道原来爷爷那间房子的房契中的名字是我。从此之后，奶奶就不敢一个人住在那里了，晚上过来我家里睡！在六年级，没有其它特别的事情，只是在讨论我应不应该到西南去读初中，但后来都是没去成（其实我都不想去），我只想证明：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。其实早在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公公婆婆在佛山，我妈就想把我的户口转到佛山去，在佛山那里读小学！可能这些事情我父亲那边是没可能答应的，就不了了之了。好像我是在南边小学排第四的，排第一的是某校长的女儿，出了西南读初中了，好像挺多人离开的，我就觉得要促进教育的公平化，离开只治标，可能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后来深有感触。小学就这样过完了六年，感谢教育过我的所有老师，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是一位老奶奶，她的孙女又聪明又漂亮（名字已经忘记了），他家里的阳台对着我的客厅，有一次见到她还喊她的名字呢，可惜她二年级就去了西南读书了；还有谢老师，记得我吃早餐的时候经常和他的侄子比谁吃得多，其实以前我挺胖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瘦了；当然有何燕的父母，小学六年基本上都和何燕一个班，感谢他们的照顾；有陈群好这个老师，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，对我数学的启蒙教育，也让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，可惜只教了我半个学期，后来怀了bb停课了，没有她，就没有现在的我，后来她也去了中学，但没有再教我了（但是有一次我没带校牌，他值日的时候放了我进去，感谢感谢）；住在我对面的梁老师，对我的数学成绩也有不小的帮助；还有其他其他的老师，送上我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。 升上初中之后，利用了父亲职务之便，我同几个死党分在了同一个班，有程裕鹏，麦世杰，麦剑镝，唐启文，吴英麟钱毅成等等，因为都是在南边镇上住，所以放学总是一齐走回去，看着其他班的同学都是骑兵，但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步兵。有说有笑的，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只记得几个场景，场景一：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总是分开不同的“帮派”群挑的，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总是找程出气，方式多种多样，至今想起都有点内疚，还经常唱着：程不要灰心，你也会有人妒嫉。场景二：在一次回家的途中，记得只有三个人，程，吴，我。程和吴在前面玩，而我在后面，但他们停了下来，程的手中出了很多血，用手捧都捧不完，我突然好像长大了的，去教训他们：都叫你地唔好玩了，戒到手了。然后我就叫他们先去医院，我去叫了他的哥去医院，突然间就感觉到旁观者清的道理，可能不关自己的事，可以分析得好一些吧，其实平时也会犯这些错误。在后来深有感触，看着别人做一些愚蠢的事时，自己就知道这样做很不应该；但当自己这样做时，却不知道反省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人才需要一面镜子吧！场景三：在夜晚上晚修的时候，每当下课的时候，都有几个人去围追堵截我，所以我会在准备下课时就要跑出教室，要全力冲刺跑那样跑到上课，想再想起来都觉得那时挺快乐的，只是上课的时候满头大汗，没法静下心来自修。也许得益于那时的狂跑，自我感觉现在短跑还不错。在做步兵的时候，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我们在学校门口竟然被人勒索，那些还是比我们高一两届的人，他们不好运，我回去立刻告诉我父亲，第二天就去认人了，但都担惊受怕了一个星期左右，怕他们报复，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把步兵改为了骑兵。至于单车是怎么来的？在第二个学期买的，好像在成绩中达到父母的要求才买的，当时都兴奋了很久很久！可能我不是贪心厌旧的人，保管得不错，（但前几日回来的时候被人偷了，超郁闷）。但初二的第一个学期，晚修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走路回去的，但当中多了一个老板，每次回到南边街道都会请我们吃糖水，每次的花费大约五六十块，那时就觉得他很有义气，经过了十多次后，唐启文就拿钱回请了一次，但我当时没有这个钱，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在那里白吃，毕竟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，因为初二的第二学期就分班了，所谓的A层班要住宿了。一段黑暗的历史开始了，那段时期的宿舍生活简直不堪回首，首先，很不幸地成为了舍长，无奈，一无铁腕的手段，二那时的A层班的素质不咋地。结果，一塌糊涂的宿舍生活。熄灯后谈话，屡教不改，被级长校长捉出去谈话，当然少不了我的父亲；管理无序，经常没人倒垃圾，没人搞清洁，叫到他都唔去做，唯有我一手包办；实行公有制，但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，人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，只是空想，结果公有制成就了某些人的自私自利；而且物质水平滞后，每个星期拿苹果回去都要分几个给他们，更不要说其他东西了，一次半次无所谓，但是每次都是这样就会有意见的，但他们就是脸皮厚。还有就是吃饭问题，因为教师子女的关系，我可以吃到教师餐（只是多几块肉而已），当时没有饭堂，只是在教室里吃，拿了饭回去，总有几个人在我的桌子旁等我，要我分些给他们，他们就是赖死不走，直到你给他一块半块，那时真够无奈，分到最后都差不多没了，有时特意不回去吃饭来躲开他们，还特意跟父亲说不要吃教师餐了，不想要什么特权，但都没有成事。现在想起来那时烦的事情比现在多很多啊，可能身处的环境不同了。那时就觉得道德水平的高低和成绩的高低是没多大关系的，不足以成绩来取舍人才，总存在个别现象。我求神拜佛希望初三再分班，哪怕再分宿舍也好，但事与愿违，只是换了一个班主任，据说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，挺和蔼可亲的，我犯错的时候会叫我到讲台上做50个俯卧撑，比起初一的时候那个麦伟钊老师罚我担屎担尿好多了，而且麦老师比较暴躁，有一次我们晚修的时候有人说话，他就在窗口用手背打烂了一扇玻璃（那时的窗是百叶窗，有六块小玻璃的那种），然后一个一个地让我们看他的手，并告诉我们：这就是血。其实让我们好好学习的方法有很多，这种方法太偏激了。下课的时候我们跑到他的宿舍，找到黄顺潮老师带他去医院了，世事总是巧合的，后来黄顺潮老师在初三的时候又做了我的班主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那个老师太过操劳了，在一次自学考试中瘁死，据说死的时候头皮发黑，真的过意不去，可能教学花费了她大量的精力了。原来生命可以这么脆弱，这么无常的，珍惜眼前人。换了班主任后，噩梦又开始了，黄老师也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虽然刚刚取了老婆，但是对我们依然是铁腕政策，我又开始了冲厕所的生活，还记得有一次迟到，被他叫下去做了七八组俯卧撑，每组做十个，做到最后趴在地板上，最后还被他扇了一下耳光，打到耳朵嗡嗡地响，都忘记了当时有没有流泪，只记得当时很疼，真的不堪回首。比较正常的还是初二的班主任，比较温柔体贴，还是数学老师呢，我做数学课代表的时候都是只收作业，不拿上去的，总是她自己来拿，现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，而她只是唠叨几句就没事了。 唉,可惜正常的日子只过了一年，而且同人不同命,因为是教师子女，管得更加严厉，纵观整个南边中学，我敢说那时候担屎担尿最多的就是我，其实后来习惯了就觉得没啥大不了的。但是说起习惯，是一样有着神奇力量的东西，这在后来深有体会，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的话，前途就会一片光明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依然还没做到，惭愧惭愧！回忆起初中的三年，基本上生活就一塌糊涂，事事不顺，那时的烦恼比现在还多，搞到学习上都提不起劲来，唯一觉得快乐的就是那里的足球氛围，足球可能就是初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快乐的印记。记得那里的足球氛围实在太好了，在体育课上，篮球场都是空的，足球场是挤满了人。球场上人人都拼得你死我活，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，那时初一和初三的班主任都是非常暴躁的，但他们都喜欢踢足球，所以我们经常班会课，自习课都可以去踢，记得在初一的时候有一些班际足球赛，在班主任的带领下，我买了第一件球衣，是拉齐奥，因为当时买了大码，所以现在还合身，还有经常穿，虽然整件衣服只有一个很小的图标（那时足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商业化，大多数都是没有赞助商的），但是拉齐奥到今天依然没有引进赞助商，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但在这个充斥着铜臭的世界中，这一份坚持都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敬佩了，这也是我依然喜欢这支球队的原因。在当时，有一个小小的不愉快的插曲，因为有些人买了球衣，有些人没有买，所以买了球衣的人就成为了一线队，没有买的就是二线队，我买了球衣就理所当然成为一线队，在比赛中，二线的打上半场，一线的打下半场，有一次二线的打上半场就0：0，就对一线抱有很大的期望，但无奈的是终场了还是0：0，虽然整场压制着来打，但都没进球，那时我是打边后卫的，完场后被老师当众狂批不会踢球，不懂得上去助攻，又说我应该去二队里踢。真的被骂得颜面无存，可能也是从那时开始看球赛的，开始懂得边后卫要上前助攻的。其实那时我的球技也不赖，但被他这样当众说我什么什么，真的顶不顺他的脾气，不过那时的阵容挺强大的，打平了我们真的说不过去，但是没可能发泄在我身上吧。但到了初二的时候，情况就发生了180度改变，我所在的那个班的人球技平平，以前的那些高手已经各散东西了，我已经是班上数一数二的，但结果是：我们班每一次都大比分败下阵来，但不同的是，没有人受怪责，没有人要负责任，可能觉得输是理所当然的，那时的我才怀念过去的日子，大家一起踢球，一起找输球的原因，一起进步。但现在，只是得过且过，没有人想输球的原因，没有人想进步，真的，我讨厌这样的足球环境，同时我也讨厌这样对待生活的人，在那个时期的那个地方，我不得不承认这样混日子的人很多，而我想和这些人划清界线，只有不断进步，向更高的地方走。所以这可能就是我那个时期想努力学习的原因——只是想逃避某些人，但后来就慢慢发现，这种想法也是不太对的,这样做只是在逃避,,而正确的做法是去改变它,但这显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,我也不是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,这就是我的性格吧,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可能在为人处事中缺乏必要的勇气,错过了不少机会，唉，泡妞就是需要勇气。在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，就在备战中考的时候，有一个校际足球赛，我并没有入选，但我并没有在意，因为高手如云，我都有自知之明的，但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有我的名字的，我进了黄塘中学的名单（黄塘中学和南边中学是兄弟学校来的），但因为我父亲不同意，最终找了另一个人代替我（但依然写着我的名字），后来知道候挺郁闷的，毕竟都是一起训练的，看到其他人的球技突飞猛进，就觉得我也应该有这种机会，但这件事最后都没有拿出来讲，有些东西不需要说穿. 最后，谈谈这三年的学习吧，其实那时候都没怎么认真学习，晚修会讲话，作业会参考一下别人的，就是没什么压力,也没什么动力。因为当时只是想考去西南的三所高中（随机派位的，除了三水人，其他人根本看都不看这三所学校），我所在的南边中学每年都有100个左右考上这三所高中，其它的二百多人就要读技校了（前几天遇上了初一的同班同学，开始认不出她，她讲了她的全名我才有印象，这个模糊的印象还是被她欺负的过程。她在工商银行做服务员，深有感触，她应该是读完技校就出来工作的吧，我就觉得对于她来说挺好的，人如果认命了，目标就是为了稳两餐，钱不在多，够用就好了，工作稳定就行了。但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追求也会不同，但是这没有对与错，只要过得开心就行了；而我则希望不要活得过于平庸就好了）。那三所高中一年收三千多个人，我的学校只有一百多个可以考进，可见南边中学的实力不怎么样，其实那三千多个有一半以上的都在西南城区的，但西南的人口并不比其余的镇多，但因为经济比较发达，使教育资源集聚，令西南城区的人更容易上高中，变相剥夺了其它人公平受教育的权利，因为身世寒酸，深有感触，对这些事特反感。语文和英语都是中等，理科就依然强势，这是我一贯的策略（其实是无奈之举，但愿文科不要被人拉开太多就心满意足了）。在初三的时候，不记得是数学竞赛还是物理竞赛，我们搭车出去西南考试的时候，当进入了考场，就听到西南的学生再说：“都不知道系从边个山卡垃走出来的”。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，而且发誓不会被人看贬，也不会看贬别人。竞赛的结果都不是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不咋样，毕竟教学资源的差距还是挺大的，连老师都不否认我们是来撑撑场面的，但是并不代表我学得会比那些人差，只是起跑线不一样，在起步阶段落后，并不代表整场比赛都落后，我从那时就清楚，我的命运注定要不断追赶，不断超越才不至于被人淘汰。而根本不容许我停留。其实那时有化学竞赛的，我的成绩绝对在班上排前五，但是选了10个人都没有选到我，就是那个班主任（黄顺潮老师是教化学的）不想让别人觉得偏袒我，特意不让我去，后来我爸跟我说那黄老师跟他说了抱歉之类的话，原因是因为我参加了太多竞赛了，其实还有一个人去齐三样竞赛呢！我倒是无所谓，那时想去竞赛只是因为可以不上课，可以出去走走，还可以到酒楼吃饭而已。讲到中考，考了一个21名，上了初中好像都没有掉出20名，但中考就试了一次，都没啥好说的，我的父母都说我不是考试型的，逢大考成绩就会考差。这不能怨天尤人，特别是经历了后来那些更坎坷的失败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…….(这句话是在初三的时候听政治老师讲的，那时我被老师特别“关照”，编到离前门最远的座位上坐，一句话就是角落头，那里一丝风都没有，在我踢完足球后回教室晚修，在问玩政治老师问题，快热死的时候，老师说了这么的一句金句，那时还没有学《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》，恍然大悟，这句话真的受用终生，特别在后来我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感叹命运的的不公时，这句话就是我的精神支柱……后话后话)也是因为这次中考，与几位好友分开了，唐启文就以第三的成绩去了佛山一中，还有的去了顺德一中，石门中学等，而同乡好友麦世杰考了第八，一起分去了侨中。好像刚刚读完初一后，程裕鹏就去了香港了，其实有心里准备的，因为他的家里人一个个移去香港，他终于在初二时难逃厄运，那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能还保留着对他在初一的记忆吧，觉得现在依然是。在这里，感谢，初一的麦老师虽然严厉，也曾经令我们感到骄傲，使我们在初一的时候以平行班的身份傲视全级，也教会了我们踢足球。初二的董老师，让我知道物理拉分是很容易的，永远记得你用自己的钱买竞赛书给我们看，永远记得你电脑里面的FIFA2001，志同道合的兄弟。记得陈老师自己那作业回办公室改，对我的忍让和指导。还有刘娟老师和黄顺潮等班主任对我的教诲，还有初三的物理主任，语文老师，以及已经过身的那位班主任，名字都不记得了，原谅我的不敬，以及以及教育过我的所有初中老师，衷心祝福你们！